先秦经典，简古是一大特点。《论语》系由格言式的语录编辑而成，简古尤甚，加之各句之间少有联系，又失去了一个从上下文语意环境进行分析的依据，于是后人各据自己所处时代的学术思想，着重从义理上作出解释，因此许多句子都有多种解说。
当代一位学者著文则认为这一句的意思是说：“老百姓是可以驱使的，但是却不可以让他们放任自流，要让他们懂得道理才行。”（《传统文化的综合与创新》一书中孔德明《离经辨志与孔子研究》文）这种解说与前人不同的是：“由”训作“任由、顺随”，前“之”指代“民”，后“之”指代某种道理，因此其句标点作：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这种众说纷纭的状况，如果没有新的资料出现，看来是很难改变的。与此有关的文献资料竟然出土了两批。
1969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三六三号墓中出土了唐人卜天寿抄写于唐中宗景龙四年（公元710年）的《论语》及郑玄注的长卷。其中“民可使由之章”之郑注与李贤所引略同：“由，从也。民者，冥也。以正道教之，必从，如知其本末，则暴者或轻而不行。”以“暴者”易其“愚者”，且明确指出两“之”所指代的是“正道”。
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中出土了一批竹简，有关专家根据出土文物鉴定后认为：“该墓年代为战国中期偏晚。郭店楚简的年代下限应早于墓葬年代。”（《郭店楚墓竹简·前言》）被整理者定名为《尊德义》的一篇儒家文献中，有一句与《论语·泰伯》“民可使由之”章几乎相同，为便说明问题，兹将其句完整移录如下：
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智之民可道也而不可强也。
其中“智”为“知”的假借字，《尊德义》中全文皆如此，当无可疑。由于它保存有完整的语言环境，因此其上下文语意皆可用来分析此句。庞朴先生据郭店楚简中《尊德义》、《成之闻之》、《缁衣》、《唐虞之道》等几篇相关文献认为：“此处的‘民可使道之’……就是《论语》所谓的‘民可使由之’”，“而‘不可强也’……应该便是所谓的‘不可使知之’了”；“圣人按照‘民之道’来治民，就叫‘道’（导）之”，而所谓的“民之道”是“下之事上也，不从其所命，而从其所行”，“这是一条很重要的、客观存在着的、民之事上之道。”（见1999年10月22日光明日报《理论与学术》专刊）
庞先生所云“民可使由之”与“民可使道之”所说为同一问题，确为卓识，只是用四篇之文解说《尊德义》中的一句，仍多从义理为说。
笔者的理解与之略有不同：
由“可以为君”、“为政者”可知，《尊德义》是一篇论述君主统治原则的文章，全文的思想逻辑是：尊德义可以为君；由赏刑可知，不由其道不行；凡事莫不有道，先取人道；民众多，则先取教道；教的内容为礼、乐、辨说、权谋等八项；德者，莫大乎礼乐，先之以礼乐，则民向善；教政不教人，政不行；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知之，民可道也，不可强也；下之事上也，不从其所命，而从其所行。
因此笔者认为，“民可使道之”句要按《尊德义》全文的思想去解说，它所强调的不是用“民之事上之道”，而是要用“礼、乐”等德去引导民众，且不能用它们去强制民众。如果像桀那样“不谓其民必乱”而用强，则“民有为乱矣”。这些“为乱”的“民”，当然是郑注所谓的“暴者”了。结合文字训诂和语法便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尊德义》中，有数组“可……不可……”句，也有“可使……不可使……”之句，足证二者语法作用必有区别。“使”后省略了宾语，即上文所说的“礼、乐”等德。
由“民可道也”与上文“民可使道之”对举可知，“可道”为强调“道”而省略了“使”；“不可强也”亦应与上文“不可使智（知）之”对举成文。两者相较，“不可强”也是强调“不可使智”，因此“强”、“知”含义应当相同。“强”为强迫之意，“智（知）”也必为强迫之意。知之一义为主持、掌管，此处即当引申为控制、强迫之意。其句标点则如下所示：
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智（知）之；民，可道也，而不可强也。
《尊德义》为战国中期前儒家文字，且未经后人修改，应能较真实地反映孔子初创儒学的基本精神。《论语·秦伯》之“民可使由之”章当是“民可使道之”的又一传写本。如果上述“民可使道之”的解说大致不误，则前贤关于“民可使由之”的数种解说即可据训诂另作说解如下：
“民可使由之”中，“由”即“猷”的假借字，其义为“道”，《尚书》中，“由”与“猷”互用：《尚书·康诰》“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孙星衍疏云：“言汝亦无不能效法，乃以道导民。”《尚书·君》“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后人迷。”《方言》云：“裕、猷，道也。”“使”后所省略的即是礼乐等德，亦即郑注所谓“正道”，因此这一句的标点应如下所示：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其解说则为：
孔子说：对于民众，应该用（德）引导他们，不应该用（德）强制他们。
